米西艾略特

(73)刘松山：《立法规划之淡化与反思》，《政治与法律》2014年第12期，第86页。

(12)但是，法学界的多数学者都承认扩张解释和限缩解释在法律规范含义内具有独立的生存空间。近年来，发生于网络空间的对上述虚拟财产的盗窃及相关诉讼业已出现。

语义学通常以能指和所指来表达概念内涵和外延的关系，能指是指概念内涵所表达的抽象意义所能涵盖的事物范围的可能性，而所指则是具体指向事物的范围，即外延代表的事物范围。根据《民法通则》第92条的规定：没有合法根据，取得不当利益，造成他人损失的，应当将取得的不当利益返还受损失的人。因此，在规范与事实之间进行推理必须借助于一独特中介点，通过这一既具规范性又涵括了事实特性和指向的中介点——事物本质(29)，就可以克服鸿沟，完成法律推理。(13)鉴于扩张解释具有独立的存在理由和空间，扩张解释与那种揭示外在于特定规范含义的类推(适用)方法也就有了本质的不同。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青秀区人民法院在2006年12月30日审结的苏某盗窃互联网Q币造成自治区电信有限公司南宁分公司直接经济损失14661.14元的案件中，就通过对财产进行扩大解释而涵盖Q币这一虚拟财产，找到了做出公正判决之关键。

考夫曼所讲的类型推理，不是具体的法律方法意义上的类推，而是作为法律思维一般机制意义上的、以寻求类型为根据的立法与司法思维的实践展开机理，它所揭示的是这样一个普遍规律：现代立法过程不可避免地要借助于分类构建规范体系，而现代司法过程则要借助于类推完成规范的现实化，现代性的法律思维由此全方位地具有类推品格。既然扩张解释的要义在于将法律概念的意义扩展到超越于人民大众基于日常语言的共识性理解之外，但又必须落点于法律概念的本有内涵之内，扩张解释的本质就仍不过是对法律概念的本有含义的挖掘，因而完全符合语义学原理的基本要求。这就意味着, 在制定、修改和调整相关法律的实践中，应当强调相关法律与监察法相衔接、相补充。

目前，不少学者对此表示了高度关注，并发表了许多有价值的见解。如香港廉政公署、新加坡贪污调查局都被授予了无证逮捕权，以限制被调查对象人身自由权的方式来确保反腐败机构的履职能力。在我国宪法之下的整个法律体系中，监察法处于源头性、引领性的重要地位。监察机关在监察调查中主动适应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参照刑事诉讼法及有关司法解释对证据形式要件和实质要件的要求，全面、客观地收集被调查人有无违法犯罪以及情节轻重的证据，强化对物证、书证、视听资料、电子数据等客观证据材料的收集，依法获取被调查人供述、证人证言等主观证据材料，不断提高调查取证水平。

我国《宪法》第104条规定了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监督本级人民政府、监察委员会、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的工作。二是直接对职务犯罪进行侦查和起诉，这种对职务犯罪的侦查、起诉实际上是对国家工作人员依法履行职责的监督活动，具有实体性的以权制权、以法治权的性质特征。

同理，监察法与行政诉讼法、民事诉讼法等关系一样，监察法的规范运行，也是行诉法、民诉法规范运行的重要前提，行诉法民诉法规范运行,是对监察法实施的行政和民事回应。检察机关通过参与诉讼、监督诉讼和对职务犯罪进行查处，维护司法公正和社会公平正义，促进国家工作人员勤政廉政，维护公权力规范运行。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完善了刑事诉讼与监察的衔接机制。监察委员会的基本职责就是强化监督。

反对腐败、建设廉洁政治,是党一贯坚持的鲜明政治立场,是人民关注的重大政治问题。这种观念认为普通违法犯罪和职务违法犯罪都是违法犯罪行为，其法律评价和法律处置具有一致性和不可分性，从而忽视了职务违法犯罪主体身份的特殊性和犯罪手段的隐蔽性。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将检察机关职务犯罪侦查预防部门整体转隶到监察委员会，有效解决了上述制约反腐败整体效能的问题。党的执政地位，决定了党内监督在党和国家各种监督形式中是最基本的、第一位的强化党内监督是为了保证党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强化国家监察是为了保证国家机器依法履职、秉公用权，党的自我监督和国家的自我监督对于整个国家的廉洁政治、对于人民主权的维护同样重要。

（二）人大监督与国家监察 笔者认为，那种国家监察权是服从和从属于人大宪法监督的专门权力的观点，实际上是对人大监督与国家监察关系的误解。强调监察委员会是政治机关，是监察机关的基本职责决定的。

那么，人大监督与国家监察是怎样的关系呢？人大监督即人大常委会依照《监督法》，通过听取审议工作报告、组织执法检查、提出询问或质询等方式，对行政、监察、审判、检察机关的权力运行情况进行工作监督。持监察权系政治性权力的观点的理由是，国家监察权之核心在于反腐防腐惩治权和法律监督权，当然还包括其他政治权力形式。

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的颁布实施，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取得重要阶段性成果。五是反腐力量方面，检察机关职务犯罪侦查预防人员仅占检察机关人员总数的十分之一左右，办案力量有限。四是反腐程序方面，检察机关自侦、自捕、自诉，存在自己充当自己案件的法官的问题。向监察对象所在的人大机关提出监察建议。我国公务员队伍中共产党员比例超过80%，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中党员比例超过95%。因此，检察监督虽然是对公权力的监督制约，但从整体上讲不具有反腐败监督性质。

对职务违法和职务犯罪进行调查等活动，将法律对公职人员的要求落到实处，是督促公职人员依法履职、勤政廉政的权力。也就是说，监察法的规范运行，是刑诉法规范运行的重要前提;刑诉法规范运行,是对监察法实施的刑事回应。

监察委员会与纪律检查机关合署办公，共享党的政治权力，实现党对反腐败工作的统一领导。监察法与民主监督、社会监督方面的法规相衔接，保证权力来自人民、服务人民，确保人民赋予的权力为人民谋利益。

在人身控制方面，刑事诉讼法却无法通过这种反射机制发挥影响，这使留置成为一块完全不受刑事诉讼法影响、渗透的 ‘飞地。人大及其常委会监督监察机关的工作，体现了权力来源对由其派生的权力之间的关系，从根本上是体现了人民主权。

有论者认为，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下的权力分工体制，形成了以宪法监督、监察监督、检察监督为内容的监督体系。因为专门性监督的定位不能揭示国家监察权与检察监督权的性质特征。四、国家监察机关的性质问题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法规室编写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释义》在关于监察委员会的性质一节中指出：监察委员会作为行使国家职权的专责机关与党的纪律检查机关合署办公，从而实现党对国家监察工作的领导，是实现党和国家自我监督的政治机关，不是行政机关、司法机关。笔者认为，我们不能孤立地认为国家监察的对象是党和人大机关的公职人员而与机关毫无关系。

从被调查对象行为的社会危害性来说，普通违法犯罪侵害的客体是各种权利和社会管理秩序。因此，监察权的基本权能只能用监督、调查、处置三项职能来概括。

这一性质定位引起了学术界的热烈讨论，成为争议较多的热点问题之一。笔者同意调查权应整体统一于监察属性、受监察法规制的基本观点，并认为前述将职务犯罪调查从监察程序中独立出来，由刑事诉讼规制的观点，虽然可以引发人们的深入思考，但用刑事思维方式来考量反腐执法活动，难免陷入学科本位的窠臼，不可避免的存在很大的局限性。

有鉴于此,笔者试就这些问题略陈管见,以求教于同仁。而《刑事诉讼法》在刑事程序法领域，同样具有统领性和基础性。

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目标之一就是要健全国家监察组织架构，形成全面覆盖国家机关及其公务员的国家监察体系。进入专题： 监察法 监察体制 自我监督 法治 。检察权是制约侦查权和审判权的制度设计，司法运行如果离开了检察权的监督制约，就会导致侦查权和审判权的滥用，这是被世界司法实践证明了的一条铁律。坚持监察委员会作为政治机关性质，就是要求监察人员切实加强监督职责，充分发挥日常监督预防腐败功能。

在这个体系中，国家监察权作为反腐败执法监督的政治权力，检察权作为维护法律统一实施的司法监督权力，都是不可或缺的国家监督权力，它们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和层面，以不同的方式实现对公权力的制约，共同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我们主张国家监察权服从和从属人大权力机关即人民主权，是指在宪法和法律授权内，在人大监督下，充分发挥国家监察的职能作用，确保国家公共权力依法规范运转。

强化监督职责是监察体制改革的重要方面，是监察机关深入开展惩治和预防腐败工作的重中之重。监察法的调查程序规定吸收了刑事诉讼法的相关程序规范，有些方面比刑事诉讼程序更加具体严格。

笔者认为，上述观点，一是混淆了人大权力机关监督与人大宪法监督的概念。在监督功能上，国家监察权是督促公职人员依法履职、勤政廉政的权力。